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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 在箭杆胡同编辑出版多卷《新青年
来源:未知    作者:admin    发布时间:2021-12-25 06:06

  原名陈庆同,陈乾生,字仲甫,号实庵。安徽怀宁人,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、发起者和主要旗手,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。1920年,陈独秀在上海成立早期组织,并发起成立中国。1921年7月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,从一大到五大,均被选为中央委员,先后任中央局书记、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、中央总书记等职务,是中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。

  1919年仲夏的一个夜晚,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,顶楼花园出现了数个身影,少顷,他们从衣服兜中取出一叠叠传单,向空中用力抛去。

  如雪花般漫天飘洒的纸片上,印着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呼吁政府“对日外交,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”“免徐树铮、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、段芝贵、王怀庆六人官职,并驱逐出京”——彼时,国人仍沉浸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愤怒之中。

  当晚抛撒传单的主力、《北京市民宣言》的起草人之一,正是中国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。

 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三年,陈独秀主导出版了多卷《新青年》杂志,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促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,是他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曾短暂居住,同时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旧址。

  因为悲愤巴黎和会外交失败,1919年6月11日,陈独秀在此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传单,呼吁政府“对日外交,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”“免徐树铮、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、段芝贵、王怀庆六人官职,并驱逐出京”,遭到密探当场逮捕。

  1917年,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,随后在此工作。任上,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,促成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,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。

  因为在全国演讲中提及要改变私有制,陈独秀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,不得不离开北京。李大钊护送他出朝阳门,然后奔天津再转轮船去上海。

  出故宫东华门,拐上北池子大街,绕进北池子头条,再向北多行几步,一条箭杆胡同出现在眼前。

  胡同底部的20号院,便是当年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短暂居住的地方,同时也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的旧址所在。

  据史料记载,当时陈独秀住所的整个院落分东、西两部分,东院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和居所,其他房屋为传达室、车夫住处等。

  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,《新青年》月刊自第3卷第1号起从上海迁移到北京大学续办。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期间,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,仍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出版,共在北京大学编辑第3卷至第6卷,每期约100页,最高发行量为每期15000份,撰稿有300多人。[1]

 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陈翔介绍,最早在上海,陈独秀办的是《青年杂志》,后来改名《新青年》,当时这个杂志的编辑多为陈独秀的老乡、朋友,主要的活是陈独秀自己干,所以他压力特别大,无论是筹措经费还是采写稿件,都像孤军奋战。“来了北京以后,胡适、李大钊、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,《新青年》刊登的文章变得非常有力度。”

  这一时期,《新青年》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,逐步形成了读者群,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。他们对于五四运动,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。其中又以、周恩来、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。[2]

  “还有一点特别的是,这处旧居距陈独秀上班的北大红楼只有1公里多,离得非常近。”陈翔介绍,“当年陈独秀在这里办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时候,房东姓孙,2001年我们来这里访问,就遇到了孙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,他给我们介绍,说当年家里人描述过,哪里是陈独秀住的、哪里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房角那块儿还有个黄包车,陈独秀是租了黄包车每天去红楼上班的。”

  2001年,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,但由于历史原因,这里一直混杂居住着多户居民,还有各种私搭乱建。2013年初,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纳入该区名城保护重点项目,列入区政府“折子工程”,2015年9月完成腾退修缮。

  1918年9月,北京大学红楼建成时,陈独秀已经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八个月了。

  当时,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学校任职,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,并建议陈独秀把《新青年》编辑部迁到北京,实现“一校(北大)一刊(《新青年》)”的结合。此后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。

  “其实蔡元培和陈独秀早年间就有交往,加上当时陈独秀已经通过《新青年》打响了名气,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、一听到陈独秀的名字,就决定聘用他,不惜亲自去请,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风。”陈翔介绍。

  到任后,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,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。一是关于教育方针的改革。《新青年》创刊后不久,陈独秀曾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,认为教育应该是“自动的而非被动的,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;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,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;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”。陈独秀认为,高等教育的宗旨应该以“研究学理”为主,为此他提出三项办法,即注重外国语、除讲义、多购参考书。二是关于教学的改革。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,包括扩充文科、增设新系,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,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,整顿课堂纪律,制定考试制度等。

  陈独秀的改革,提高了教学质量、开阔了学生的眼界,也让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跃的学术氛围,这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,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。[3]

  陈独秀一生曾五度入狱,其中一次颇具传奇色彩——1919年6月11日,他在天桥新世界游艺场(现已拆除)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传单,当场被捕。

  “当时,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遭遇失败,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将转交给日本,陈独秀对此非常悲愤。他意识到,依靠列强去树立公理、战胜不公道是不可能的,必须靠人民、靠政府、靠强力去拥护公理。所以,他和李大钊起草了一份《北京市民宣言》,喊出了‘惟有直接行动,以图根本之改造’的口号,并由胡适翻译成了英文。”陈翔介绍。

  负责逮捕陈独秀的侦缉队在递交的材料里写道,当晚,陈独秀“上下楼甚频,且其衣服兜中膨满,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、李文华跟踪侦伺。至约十时,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……手持传单,正欲往下扔撒……”

  当时一起抛撒传单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,“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,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……那人一看,马上就说:‘就是这个’,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,把陈独秀抓住。”[4]

  “按理说,发放传单是很隐秘的事,应该私下办,但那不是陈独秀的性格,他是一个很外放的人,觉得传单必须公开散才过瘾。”陈翔告诉记者。

  经过各界的营救,在狱中困顿近100天的陈独秀出狱。他依然我行我素,到全国各地演讲,由于谈及要改变私有制,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。李大钊和胡适知道消息后,就在北京车站等着返程的陈独秀,随后把他转移到朋友家里,过了几天,李大钊又护送陈独秀去上海工作。

  “他们打扮成追账的账房先生,赶着车出了朝阳门,然后奔天津再转轮船去上海。据高一涵回忆,在路上,陈李二人就谈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。”陈翔介绍。

  抵达上海后,陈独秀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5月,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该会同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,从上海、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,先后同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等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,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传播。

  后来,也是在陈独秀的主持下,1920年8月,上海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成立,取名“中国”,这是中国第一个组织。1920年9月的第8卷起,《新青年》成为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。

  京城北河沿西侧的箭杆胡同9号(现箭杆胡同20号),1917年初,陈独秀携《新青年》来京,他的编辑部和寓所就安置在此,直到三年后离京赴沪。

  陈独秀早年受康梁维新派影响,一度主张改良主义,后来赴日留学,苦读西学译著,接受西方民主思想,参加拒俄运动,继而参与主编《国民日日报》,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,倡言“推倒一时豪杰,扩拓万古心胸”。追溯中国衰亡之源,他认为,国民性太差,应当改变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、观念、制度和习俗。

  1904-1905年,陈独秀加入爱国学会的暗杀团,与蔡元培共事。辛亥革命后,陈独秀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顾问、秘书长,推动共和维新。讨袁革命失败后,他流亡途中依然坚持革命信念,寻找救亡出路,同时钻研文字学、著书立说。

  1914年夏,陈独秀与章士钊合办《甲寅》杂志,第一次用“独秀”的笔名发表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,向传统思想挑战。一年以后,《新青年》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,陈独秀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,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。

  《新青年》落户北京,成为同人刊物,陈独秀依然是主编、主笔。他的意识明确,欲救亡先启蒙,欲启蒙先改造国民性,欲改造国民性先改造青年。自主、进步、进取、世界、实利、科学的六义,核心就是科学与民主。在科学和民主精神面前,一切迷信虚妄和专制独裁都无所遁形。找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,才会有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。

  作为一代精英的精神领袖,陈独秀身上有着断头流血都不辞避的悍劲,所向披靡的狂飙式的气质,棱角毕露、锋芒逼人。他与蔡元培、李大钊等,先是以《新青年》唤醒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觉悟,又以《每周评论》为五四运动提出斗争纲领、口号和斗争方式,而且身先士卒,跑到北京南城散发传单,被捕入狱。

  他的被捕令全国震惊,引起声势不小的营救运动。与陈素昧平生的孙中山,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代表,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陈独秀;在《湘江评论》发表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一文,盛赞陈独秀“为思想界的明星”。

  出狱后,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赞助无政府主义的“工读互助团”,、张国焘、俞秀松等都是成员。在互助团试验失败解散后,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。

  可以说,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以及主导的新文化运动,培育了一代新青年,进而创建了中国。说,“关于陈独秀这个人……他是有过功劳的。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,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……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,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。五四运动,替中国准备了干部。那个时候,有《新青年》杂志,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,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。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那一群人的影响很大,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,这才成立了党。”

  [1]陆米强.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出版史实考略[J].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(第5辑):146-160.

  [2]徐光寿.论《新青年》在中国创建中的地位与作用[J].江南论坛,2021(03):27-30.

  [3]夏小庆.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教育改革思想研究——从改革北大文科到主政广东教育[J].教育教学论坛,2020(37):126-128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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